撰文: 鈴木大拙
 





 
 
確實是世界思想史中一個偉大的革命。
它起源於中國,而且,就我看來,
它不可能源起於任何其他地方。
中國 ─ 有許多值得驕傲之處。

我這樣說,並不是意指國粹心理而言,
而是就世界的層面上,
它對人類意識的發展之貢獻而言。
佛教在慧能(歿於七一三年)以前,
仍舊帶著高度的印度抽象思想色彩。

確實,在這個方向上,中國人的成就是了不起的,
而我認為諸如智顗和法藏這樣的佛教哲學家,
身列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中。

無疑,他們是中國人的果實,但我們可以說他們的思想方式,
是由他們的印度先驅所激發,他們是馬鳴大士、龍樹尊者,
與世親等人的直接法嗣。

但就一種意義上說,使得中國人的心靈,
得以完全肯定其自身,而與印度心靈有所不同的,則是禪。
禪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土地,和人民間生長出來,
而且也只有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得以如此繁茂。

看看唐宋時期它在中國有何等廣泛的影響。
這在中國思想史中是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事。
禪在中國人的德性、智性與精神上發揮如此大的力量,
是什麼原因呢?

如果有一個民族,可以用一個形容詞來表明其特性的話,
我要說中國人是腳踏實地的
(practical) ──
傑出的腳踏實地;
這與印度人的心智不同,因為印度人喜歡玄思,
傾向於抽象、超世和非歷史性的心智。

當佛教僧侶初來中國,中國人反對他們的不工作以及獨身狀態。
中國人想:如果這些和尚不工作,誰養他們?
當然是那些不做和尚的人。俗人就必得為那些不工作的僧侶們工作了。
如果和尚不結婚,誰來照顧他們祖先的精神遺產?

印度人認為精神上的教師,可以不必從事操勞工作,
因此自然他們依賴世俗人供給他們衣食住。
耕田、砍柴和洗碗是他們不屑為之的。

在這種環境之下,禪不可能在印度產生,
因為禪最典型的特點之一,
就是禪師與弟子共同做一切操勞的工作,
而在工作之際,又做著高度形而上學的問答。

然而,他們小心的避免應用抽象辭彙。
為了要證明真理的遍在,他們應用身邊的一切具體物件為題材。
如果他們在摘茶葉,茶樹就變成了他們談話的題材。
如果他們在行路,看到的鳥獸就變成了他們談話的題材。

鳥獸是直接取來做為他們活生生的問答之材料的。
不僅有生的和無生的東西是他們問答的材料,
它們的行動也是問答的適當材料。
就禪師來說,生命本身以及它的一切狀態,
都是道之滔滔表現。

因此,當禪師在編自己的草鞋,或粉刷牆壁,
或讀經,或飲茶時,和尚可以走過去向他發問。
同樣,當禪師看到他的弟子在割草、收麥、扛木頭、
舂米、推手推車等等時,他會走過去向他提出問題,
逼迫他回答;這些問題表面上看起來單純得很,
實則充滿了深沉的形而上學意義,或精神上的意義。

不分和尚的地位高下,一律用茶水款待,
就是一個最為有名的例子。當一個和尚來到時,
他可能不意間向他提出問題,依照和尚的回答,
對他做不同的接待。這可稱之為禪的實際教育。

如果禪沿著智性的玄思路線發展,這種情況絕不會產生。
但禪是以般若直觀而動,而伴著一個絕對的現在;
在這個絕對的現在中,工作進行著,生命生活著。


禪的一切修習,都隨著這個絕對的現在進行。
任何事物、任何工作的道德價值都是事後出現的,
是工作完成之後的發展,是將它自工作者分離之後,
做研究所得的結果。價值是其次的,
它並不是在進行時的工作本身。

禪的日常生命即是去生活,而不是從外在去看它 ──
因為後者不是實際的生活,卻是疏離的生活。
生活與工作之後才產生出語言文字、觀念、概念等等,
而這些是禪所不感興趣的。

褻瀆或聖潔,端莊或不端莊的問題,
是抽象作用與疏離作用的結果。
疑問一出,禪即已不在那裏,而在萬里之外了。

禪師們的價值,自然地顯露在他們的內在生活。
我們這些在外的人所給予他們的判斷,
所關涉到的只是禪生活的痕跡,是生命早已撤走的屍體。

如此,禪同生活保持著密切的接觸。
我並不是說印度心靈不是如此,
而寧是說中國心靈更有土地意識,
他們不喜歡同地面離得太高。

中國人就這種意識而言,
是腳踏實地的,
而禪深深融鑄著這種精神。

慧能從未停止過碓米和砍柴,
而百丈禪師,則是以這種工作原則,
來為禪堂立規矩的偉大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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