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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三八四年,僧肇在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呱呱落地了,
    歷史沒有給他奇異的靈光,但他卻用短暫的一生描繪著佛光。
 
    西晉以降,玄學第一次亮相在中國的大舞台上,在日月運行其中的大海上
    掀起一浪高過一浪的巨瀾,無論是置身其中,還是佇立岸邊,那雄偉、
    那氣勢無不令人怦然心動。遁跡於老莊,寄情於山水,風流的名士們
    找到了避禍全身的港灣。

    老莊之學成為顯學,它不但慰藉著名士躁動不安的心靈,
    而且撫慰著他們暴露出的傷口。生活在這樣文化背景裡的人,
    如果得不到老莊的恩澤,那簡直不可思議。少年時期的僧肇熱心於老莊,
    可以說正是這一時代烙印的顯現。

 
    談玄令人心花怒放,但玄之又玄的玄學解決不了芸芸眾生現實中的苦難,
    思想家們陷入了困惑。恰好,天竺的白  馬馱來了佛經,若難中的人們
    找到了波羅蜜(到達彼岸)的方舟,這樣,在玄學「無」、「有」
    同般若(智慧)空觀念的嫁接中,在佛學本土化的過程中,以玄解經,
    便把佛學的研究導向深入。

 
    西晉,特別是東晉,大規模的譯經為佛學的傳播打下了基礎,
    僧侶們自覺到闡釋經義為佛學的傳播插上了翅膀。

    由於譯經者大都是中國傳統文化薰陶下的,在接受佛學之前,
    已經接受了諸子百家的學說,故在闡釋經義中脫離不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攝取。
    這一時期的顯著特徵,是他們在傳播大乘般若學時有意識地用老莊之學
    催化佛理之花,即佛教徒表現出了對老莊之學的認同和欣賞。

    與此同時,玄學的宿將們也在接觸佛學。佛學玄學化(主要指般若學),
    玄學佛學化。雙方的寬容和尊重,彼此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晉室南渡建立東晉政權以後,北方戰爭頻仍,政權的交替出現,
    受苦受難的自然是無辜的百姓。嚴酷的現實使每一個人心悸魄動,
    悲天憫人之感尤其強烈。

    僅以僧肇出生那年為例,淝水之戰後,鮮卑、
    羌等貴族看到前秦苻堅建立的氐政權大勢已去,慕容沖、姚萇等趁機起兵
    反對前秦,關中饑荒,人相食人。慘烈的現實,使每個人都在思索、
    尋求解脫的途徑。

    自身的苦難使人們痛定思痛,驀然回首之中,發現落地生根的佛學
    已長成了參天大樹,恍如在烈日炎炎之中走進了樹蔭,涼爽的空氣給人以愜意。

    苦難深重的人們找到了賴以生存的精神家園,他們開始把良好的祝願寄託於佛陀。
    由習老莊到讀《維摩詰經》,僧肇終於找到了精神的棲息之所,故轉而出家,
    皈依佛門。他找到了一條為之獻身的人生之路,希望浸泡在茫茫苦海中的心身
    得到徹底的解脫。

 
    長安是道安大師圓寂的地方,也是當時中國北方的佛學中心。
    僧肇似乎並不滿足於這一現狀,他悄然離開了生活了十七年的長安,
    遠行姑臧(今甘肅省武威)拜鳩摩羅什為師。

    這其中的隱秘,只能從佛學在中國(特別是中國北方)的傳播的現狀中去尋求。
    當時,佛學在中國的傳播不盡如人意。佛學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
    首先需要解決的是譯經問題,由西域或西域而來的胡僧雖為佛學的傳播
    翻譯了一定的經卷,但他們不通或不太通漢語,假他人之手難免出錯訛;
    同時漢人譯經也存在著語言不通的矛盾。

    同一經卷,經不同人翻譯後出現許多不同的譯文,這無疑給學佛的人
    帶來許多困難,不利於佛學的正常傳播。這種情況對於志在獻身佛學事業
    的僧肇來說,自然不能容忍,他需要解決這些日益尖銳的問題。
    因為他獻身於佛學的目的不止是追求個人的解脫,他是有著普渡眾生的弘願的。
    這樣,便促成了他的姑臧之行。

 
    是時,鳩摩羅什法師久有到中國內地弘法之志,因苻堅前秦政權瓦解之後,
    中國的北方再度進入割據時期,他被迫滯留涼州達十六年之久。
    鳩摩羅什法師精通佛學的聲名早已傳入長安,對此,有志於參研佛學的僧肇
    如何能不心儀神往呢?!

    姑臧之行是僧肇生活的轉折點。公元四○一年,僧肇隨同鳩摩羅什法師
    回到了長安,開始了他協助鳩摩羅什譯經的生涯。

    這一階段,僧肇為探討佛理的精義積蓄著力量,他拼命地從新譯佛經中
    汲取著營養,既表現出對恩師鳩摩羅什的尊重和信任,又表現出不迷信恩師、
    精於思考勇於探求的精神,大有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之勢。

    如僧肇寫〈般若無知論〉這篇重要論文時,除得力於鳩摩羅什重譯佛經外,
    還引用了羅什不以為然的舊譯佛經。這種求實的精神表現了僧肇打破門戶之見,
    客觀而又公允的品質和勇氣。
    最使僧肇大放異彩的是《肇論》。
    《肇論》由四篇論文組成,即〈物不遷論〉、〈不真空論〉、〈般若無知論〉
    和〈涅槃無名論〉。

    〈般若無知論〉,一出,為僧肇贏得了巨大的聲譽。
    當僧肇將此論呈送鳩摩羅什時,羅什讀完,對僧肇說:
       『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
    意思是我對般若思想學說的理解不在你之下,但文采不如你。
    可見羅什是十分賞識僧肇的。

    僧肇以玄解空,發前人所未發之言,是他對般若學最大的貢獻。
    所以,劉遺民讀完〈般若無知論〉以後感歎道:
    『不意方袍(僧人),復有平叔(何晏,玄學中的著名人物)。』
    乃至於慧遠大師見了,撫几讚歎道:
    『未嘗有也。』品味不已。

 
    僧肇投身於佛門是從讀支謙舊《維摩詰經》開始的,以羅什為師以後,
    又參與了羅什重譯《維摩詰經》的工作。此後,他寫了〈維摩詰經序〉,
    又專門為《維摩詰經》作了注。這些事實說明,《維摩詰經》對僧肇一生
    的影響是巨大的。因此,僧肇的《維摩詰經注》是我們研究他不可忽視的
    基本內容,因為《肇論》裡的一些觀點在《維摩詰經注》中有一定的闡釋。

 
    僧肇是傑出的佛學理論家,他生於亂世,潛心於佛學研究,如果我們不詆毀
    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如果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戰亂年代中的人,
    他們有權摸索生存的希望之路,那麼,就應該承認僧肇走的不是一條
    消極遁世之路,而是企圖通過的對佛理的研究,尋求一條解脫眾生的康莊大道。

    他對佛學深入的研究,特別是他對般若學即以龍樹為代表的中觀學說的研究,
    使他在當時就獲得了巨大的聲譽。正當人們期待著他作出更大貢獻時,
    不幸英華早謝。惜哉!痛哉!

    中國的佛學界隕落了一顆耀眼的明星。但是,倘若僧肇在西方極樂世界裡
    有知的話,他將會發現,他的不朽著作正引導著人們飛升佛國。
 
 
文章引自國際佛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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